中国梦是什么?中国梦是亿万国人的个人梦想汇聚在一起的磅礴力量。
在距拉萨西南方向六百多公里的中国人口最少乡玉麦,卓嘎、央宗姐妹俩和她们的父辈、子辈,用坚守固边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。
坚守:逆向行进守卫国土
桑杰曲巴有很多次离开玉麦的机会。
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。西藏社会面临深刻变革,“流言”迅速席卷了这个偏远小乡村,很多人受蛊惑赶着牲畜,带着家当,离开了自己的故土。
桑杰曲巴不为所动,留在了自己的家园。“阿爸后来常说,‘还有比当时日子更苦的吗?’”卓嘎说,“当时,乡里的人要为上层人当差,每年累死累活连口粮都剩不下来,经常不得不乞讨度日。”
留下来的桑杰曲巴一家很快感受到了日子的好转。西藏民主改革的春风吹进玉麦后,玉麦人分了牲畜,有了吃不完的糌粑,过上了安定的生活。
1962年,只有三户人家的玉麦成立了人民公社,桑杰曲巴担任公社负责人。后来玉麦变成了乡,桑杰曲巴又当了第一任乡长,翻身当家做主人让桑杰曲巴对玉麦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责任感。
“阿爸每次到县里开会,回来总会把我们姐妹俩从放牧点叫回来开会,说有精神要传达。”央宗说,“刚开始,看着阿爸郑重其事的样子,我们姐妹俩都不懂他为何要这样。”
后来,桑杰曲巴到城里买了几块布,亲手缝制了一面“国旗”,带着姐妹俩举行了乡里的第一次升旗仪式。“阿爸指着‘国旗’说,这就是国家,有国才有家。”
年年飘扬的红旗,让卓嘎、央宗姐妹俩明白了,守护好脚下的土地,就是守护好国家。
1983年,政府将桑杰曲巴一家与另外两户人家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地方。不到一年,桑杰曲巴又带着家人搬回了玉麦。
“阿爸说,如果我们都走了,谁来守护这片土地?”卓嘎回忆道。
再往后的很长一段时期,玉麦只有桑杰曲巴一家坚守。
儿子们长大参加工作后,邀请桑杰曲巴离开玉麦安享晚年,但每次都被他拒绝。
2001年,通往山外的玉麦公路修通了,桑杰曲巴沿着这条公路,去了一次拉萨。
也在这一年,桑杰曲巴离世。卓嘎至今清楚地记得,父亲临终前说,“不要离开,不然这片地就没有人守了。”卓嘎心里明白:脚下的这片土地如果没有我们的人在这儿生活,可能就守不住了。
传承:巾帼肩担起固边担
卓嘎、央宗姐妹俩再累也没想过要逃离玉麦。
虽然印度洋的季风让玉麦雨水充沛,但这片土地里却怎么也长不出庄稼。“家里吃的粮食都要翻山去运。”卓嘎说,“每次赶着牲畜出山,最快也要一天。”
从玉麦出去,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日拉山。每年冬季来临,这条玉麦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,就会被积雪全部覆盖。如果不赶在冬季来临前将吃的驮进山,在漫长的冬季就只能挨饿。
为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些,卓嘎姐妹俩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,放牧、挤奶、做酥油和奶渣,一直忙到很晚。到了夏季,为了照顾牲畜,姐妹俩在放牧点一待又是一整季。
山里的日子除了生活上的苦,还有见不到人的孤寂,什么事情都只能靠自己。一次放牛时,卓嘎要砸桩子拴紧牛绳,一不留神砸到了右手大拇指上,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因为找不到医生,卓嘎只好撕下一块布条扎紧伤口熬了过去。至今,卓嘎的右手大拇指外撇呈“八”字形。
但再累再苦,卓嘎、央宗姐妹俩也没想过逃离。“累得受不了时,就想想阿爸的嘱托,睡醒了就又有干劲了。”卓嘎说。
当年,卓嘎从父亲肩上接过玉麦乡乡长的职务,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这期间,玉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玉麦的常住人口也越来越多。
玉麦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走出大山;家家户户都通了wifi,家庭旅馆和小卖部都能用微信支付;供电设备不断升级,玉麦人彻底告别了蜡烛和油灯照明,夜晚的娱乐活动变得丰富多彩。2017年,玉麦乡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余元,远超西藏平均水平。
在政府主导下,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玉麦。2011年,玉麦乡成立了公安边防派出所,维护边境稳定和国家主权更加科学规范。
也是在这一年,卓嘎卸下了乡长的职务。有了大家的共同守护,她再也不担心国土被蚕食,坚守在玉麦已经成了根植于骨子里的留恋。
信念:代代相传守边梦
今年初,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毅然回到了玉麦。
以前,玉麦乡没出过大学生。卓嘎说:“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,都能上学,还不需要花钱。”
大学毕业后,索朗顿珠本来有机会不用再回大山。2016年藏历新年期间,索朗顿珠去成都的一家滑雪场当教练,一个月就挣了一万多元。“母亲给我打电话说,‘你忘了外公的嘱托了吗?这里有你的根,你一定得记住啊’。”索朗顿珠说,“我很少见母亲发那么大脾气,那次她是真生气了。”
在索朗顿珠很小的时候,外公桑杰曲巴就想让他当兵,回到玉麦保卫家园。每次到县里,外公给他买的礼物永远是玩具枪,每次巡逻还都要带着年幼的他一起去。
“每次巡逻都很苦,但不论用什么办法,外公总要拉上我。”索朗顿珠说,“每次到山里,他总会给我砍一把竹剑,告诉我要像战士一样守卫好我们的家园。”
谈起玉麦的变化,现为乡公务员的索朗顿珠说得头头是道。“最近,乡里刚建起了气象观测站和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,还用上了国家大电网的稳定电力,结束了小水电站不稳定供电的历史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。”索朗顿珠说,“根据安排,未来还将有更多人搬到玉麦居住。”
“玉麦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。”索朗顿珠说,“我会一直待在这儿看着她的变化。”
30年前,新中国刚成立不久,母亲对离家的三儿子再三叮嘱:“过去颠沛流离,如今工作稳定了,要常回家看看。”黄旭华满口答应,却心知实难兑现。
30年间,父母与三儿子的联系只能通过一个信箱。父母多次写信来问他在哪个单位、在哪里工作,身不由己的黄旭华避而不答。这期间,父亲病重了,黄旭华怕组织上为难,忍住没提休假申请;父亲去世了,黄旭华工作任务正紧,也没能腾出时间奔丧。直至离开人世,父亲依然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到底在做什么。
“我到现在还感觉很内疚,很想念我的父母。”可是,当别人问起黄旭华对忠孝的理解之时,黄旭华淡然答道:“对国家的忠,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”
对于妻子和三个女儿,黄旭华同样心怀愧疚。自他开始研制核潜艇之后的几十年间,夫妻要么天各一方,要么就是同在一地却难相见,妻子李世英只好独自操持着家里的大事小情。李世英说:“我理解他的工作性质。党派他去哪里,他就需要去哪里,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”一对白发伉俪,一样的赤子深情。
有人会问,到底是什么让黄旭华能做到以国为家、心甘情愿地奉献一生?
是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,让他怀抱着对祖国母亲的赤诚之心。
1938年,抗日战争爆发后,沿海省份学校停办,14岁的黄旭华不得不离开广东汕尾老家外出求学。梅县、韶关、坪石、桂林……在日军飞机的一轮轮轰炸下,黄旭华的求学路被迫不断转移。“祖国那么大,为什么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?”年轻的黄旭华悟出一个道理,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。出生于医生之家的他决定改行:“我要读航空、读造船,将来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,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!”
是共产党员的忠诚信念,让他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。
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”早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期间,黄旭华便凭借进步的思想、出色的表现成长为地下党培养的重点对象。1949年春节期间,他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时至今日,他依然记得当初立下的铮铮誓言:“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,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;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,我就一滴一滴地流!”
如今,为核潜艇奉献了一生的黄旭华已年满93岁,有只耳朵已听不太清,但腿脚还算利索。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,他仍坚持每天从家属楼走到研究所的办公室,整理整理材料,必要时帮后辈出出主意。黄旭华说,他最希望年轻人记住一句话——“爱国主义,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志愿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,有这一点就够了。”